几位来自北方的朋友这次来到南京游玩，作为东道主的我，自然陪他们一同游览了著名的中山陵。
中山陵是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安息之地，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座陵墓”，是中华民族革命历史的重要象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病逝，随即中山陵的修建工作正式启动。到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遗体才正式安葬于这座庄严肃穆的陵园。
我们一行人穿过庄重的博爱坊、笔直的墓道、气势宏伟的陵门，攀登石阶，最终来到中山陵碑亭前。面对碑亭上的石碑，一位朋友随口朗读起碑文：“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展开剩余91%我听后立刻走上前去纠正道：“朋友，您读错了，正确的读法是：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
那位朋友显得十分惊讶：“怎么会这样读？孙中山先生不是国葬的吗？怎么会是‘党葬’？我从没听说过，难道你搞错了？”
看到大家都露出疑惑的神情，我微微一笑，便开始给他们详细讲解。
1925年3月12日上午9点30分，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5号病逝。
当时国家正处于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北洋军阀段祺瑞掌控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权力颇重。
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国民党为纪念孙中山举办了一个空前盛大、隆重且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治丧仪式，目的是传播孙中山的思想，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因此这次治丧活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
孙中山一生奔波于革命事业，体力透支，早在1924年底北上时就身患多种疾病。
抵达北京后不久，他因肝病入住北平协和医院，经医生诊断为晚期肝癌。
得知病情后，国民党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孙中山的遗嘱以及后事处理。
出席会议的除了国民党元老居正、李石曾、张静江外，还有作为家属代表的宋子文和孙哲生。
这次会议初步达成共识，即“家属主持，党辅助，其他仪式由家属和党分别负责，墓道拟建于北京或郊外。”
这是国民党内部首次有正式记载的孙中山后事会议。
孙中山逝世后，其主治医师克礼公布遗嘱，称孙博士希望遗体保存如同友人列宁，并愿葬于南京。
遗体已移至协和医院保存，遗嘱对葬地和遗体保存明确交代，成为治丧的前提和基础。
早在中华民国成立后，1916年12月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葬法》，规定国家功勋人士死后，经总统请示国会同意，可举行国葬。
此法实施后，曾为将军蔡锷、黄兴举行国葬，孙中山本人也曾以政府元首身份为伍廷芳举行国葬。
既然如此，孙中山当然具备国葬资格。
孙中山逝世后，北平国会迅速通过决议，认定孙文为国家功勋，准予国葬。
这一决议获得国民党及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
北京国民党迅速成立“孙中山先生治丧办事处”，广州大元帅府成立哀典筹备委员会，上海则在孙宅设立灵位，供公众吊唁。
作为临时政府执政者，段祺瑞对孙中山葬礼颇有心结。
由于段祺瑞担任的北京政府是临时政府，国会并未及时通知他国葬决议，使他极为不满；
加之国民党成立“治丧处”未事先通知段祺瑞，更令其心生反感。
但段祺瑞毕竟老练，意识到孙中山葬礼是政治的好机会。
只要北京政府发出国葬令，且被广东大元帅府遵守，就能在全国制造广东服从北京的既成事实，强化法统优势。
因此，他迅速召开国务会议，决定照袁世凯、冯国璋国葬方式，指派柏文蔚、王耒负责孙中山国葬事务，财政拨款6万元，全北京降半旗哀悼，通知各国使团。
国民党则认为广东大元帅府尚未废止，若接受北京政府国葬令，等于承认北京政府领导。
于是抢先成立“孙中山先生治丧处”，借助遗嘱中“家族为主，兼收并蓄”的字眼，将丧事归为家属事务，避免政治纷争。
国民党是否接受北京政府“国葬令”，关系广东大元帅府与北京政府的权力角逐，也与当时政治形势紧密相关。
国民党内部对此有两派：北京党部支持接受，认为国葬承认孙中山开国功勋；广州、上海党部坚决反对。
反对派以唐绍仪、章炳麟为代表，联名呼吁暂缓国葬，主张由家属和人民礼葬，待正式政府成立再追授国葬，以免遗臭万年。
反对者认为孙中山身后事不仅是个人丧事，更是关乎历史地位和国民党政治资本的重要政治事件。
谁掌控丧事，谁就掌握中华民国法统，国民党绝不能轻易让步给北京政府。
争执激烈之时，《申报》提出新方案：“由未来正式政府举行国葬，现由国民党举行‘党葬’，二者仪式同步进行。”
这一提议获大多数国民党人支持，既避开北京政府国葬名义，又利用治丧推广国民革命理念。
国民党认为，若不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不够隆重；接受北京国葬令则有政治风险。
孙中山逝于北京，国民党根基在南方，广州大元帅府无法单独举行国葬，北京国民党单独办党葬又难度大。
故采取“党葬”变相国葬方案，国民党全权操办治丧，争取主动权。
孙中山身后事不仅是个人交待，更是政治事件，决定其历史地位和国民党政治资源。
对当时内部纷争不断、势力局限于广东的国民党来说，“党葬”是最佳选择。
灵柩停放地点上，国民党与北京政府争执不断。北京政府要求先农坛，国民党坚持社稷坛，两方代表甚至差点动武。
最后国民党强硬，灵柩被安置于社稷坛大殿，段祺瑞闻讯怒斥代表王耒并撤职。
3月19日，灵柩移至社稷坛，举行公祭。超过12万人参加，现场布满“天下为公”、“世界博爱”、“三民主义”等标语，口号响彻云霄，宛如革命动员大会。
当时报纸称：“移灵队伍浩浩荡荡，沿途群众自觉脱帽鞠躬，呼喊‘孙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军阀’等口号。”
公祭当天，北京国民党党员在灵前宣誓，承诺遵守孙中山遗教，践行三民主义，救国救民。
北京政府承诺，3月24日段祺瑞将亲祭孙中山。
3月24日当天，国民党将党旗换成北京政府五色旗，准备迎接段祺瑞。
但段祺瑞迟迟未至，仅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祭。
龚称因祭典重要需洗脚，鞋子穿不上，新鞋买不及，穿便鞋不礼貌，故无法亲祭。此说法荒谬，没人信。
坊间传闻段祺瑞因收到暗杀威胁，才不敢亲临。
无论原因如何，段祺瑞的缺席表明他与国民党在丧事处理上的政治分歧。
治丧结束后，国民党将孙中山遗体暂放北京香山碧云寺，同时按遗愿在南京修建墓地。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游览紫金山，称喜爱此地美景，希望未来安葬于此。
许多人未理解孙中山葬南京的政治含义。
冯玉祥主张葬于北京天安门内，以便中外瞻仰，认为更有宣传效果。
但也有人洞察其象征意义：南京为临时政府诞生地，葬于此寓意不忘辛亥革命。
北京政府权衡后，最终同意葬于南京紫金山，致电南京督办卢永祥、江苏省长韩国钧妥善安置灵柩，沿途保护灵柩安全。
国民党大张旗鼓举办移灵、公祭，坚持南京安葬，不仅是悼念，更是彰显国民党实力、动员群众、宣传三民主义的政治活动。
这种宣传让三民主义在丧仪中得到广泛传播，尽管孙中山理想尚未实现。
段祺瑞政府为何不阻挠？因早前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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