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台湾民进党当局热衷于在人均GDP指标上大做文章,以宣扬其相对于大陆的所谓“优越性”。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期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称大陆不应考虑“如何扩张”,而是要“把民众照顾得更好”,而台湾“乐意帮助大陆解决经济问题”。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称:“预计2025年台湾GDP不如大陆许多省,真不知赖清德哪里来的自信。”但台湾“陆委会”政务副主任委员梁文杰仍不依不饶,称台湾人均GDP远超大陆,而且大陆“经济发展不平衡”。梁文杰强调,就人均水平及贫富差距来说,台湾的表现明显优于大陆。

可以看出,民进党当局认为人均GDP是衡量政府能否把民众照顾得更好的核心指标,人均GDP账面数字的差距就等于两岸的民生福祉差距。2026年1月30日,台湾“行政机构发布公告,称去年台湾经济增速预计为8.63%,创下自2010年以来的新高,人均名义GDP达到39477美元,逼近4万美元,而2025年中国大陆的人均名义GDP为人民币99665元,折合13953美元,只占台湾的35.3%。

表面看来,台湾地区的人均生活水平似乎已经遥遥领先大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GDP反映的是经济活动的总规模,而不是分配完成的结果。这些价值在各个市场主体的需求驱动下流向不同的部门,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例如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企业再投资和政府税收等。经过多次分配和转移支付,剩下的那部分才会落入普通居民手里,被普通居民直接使用。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特定的分配体制下,普通居民能够从GDP中分到的财富是多少?台湾GDP的分配平等性到底如何?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是衡量GDP分配平等性的重要指标,它是在扣除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缴费等强制性税费后,实际可以自由支配的,用于消费、储蓄或投资的收入总和。

根据台湾行政部门发布的家庭收支调查报告,从2022年到2024年,台湾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91720新台币增至419139新台币,分别折合人民币88359元和93851元,而大陆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6883元上涨至41314元,占台湾比重达到44%。

对比同一时期两地的人均名义GDP,发现一个重要现象:2024年,台湾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38.69%,相比2022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大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3.18%,相比2022年有所上升。这说明,在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方面,大陆优于台湾。台湾居民从GDP中得到的实际收益低于大陆居民。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统计了各经济体中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进一步透视台湾和大陆的分配差异。2024年,台湾最富有10%和1%人口的收入总额占全民总收入的比重,分别比大陆高出4.7和3.6个百分点,而底层50%人口的收入总额占全民总收入的比重,又比大陆低1.9个百分点。若计算最富有10%人口的收入总额与底层50%人口的收入总额之比,台湾是4.16,大陆是3.22。

台湾的土地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2300多万,大陆的土地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且包含了各种复杂的地形地貌,总人口超过14亿。两者的人口和面积之比,决定了大陆和台湾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难度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因为,人口越多,且散布在越大的空间范围内,就越容易产生并放大个体差异,出现极端低值的概率就越高,然后拉大贫富差距;人口越少,且散布在越小的空间范围内,则越不容易产生并放大个体差异,出现极端低值的概率就越低,然后缩小贫富差距。
在人口和面积几十倍于台湾的大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需要的治理、协调和动员成本都会指数式增加。反过来说,台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本应容易得多。结果就导致上述指标所显示的,大陆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就比台湾还要小,说明是台湾内部出现了大量收入上的极端低值,硬生生地改变了整个样本构成,把台湾经济发展的内部差异放大到了不低于大陆的水平。
因此,台湾的实际贫富差距可能比统计数字显示的还要更大。一个接近4万美元的人均名义GDP,和大量台湾底层民众的生活现状是脱节的,无法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水平。所以在台湾新闻里可以看到从17岁就开始四处流浪、苦苦寻找食物的无家可归者,活活饿死在出租屋里的房客,还有睡在大街上、因寒冷天气而冻死的流浪者。
衡量一个经济体的生活水平,不但要看居民收入,还要看购买力。购买力就是用一定数量的货币实际能买到多少商品或服务的能力。如果收入金额不低,但能买到的商品或服务变少了,就说明货币在当地的购买力下降了。
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台湾和大陆居民的购买力。当然,购买力评估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在长期调研中搜集两地一篮子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数据。选取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或服务,并观察它们在大陆和台湾的购买量或占有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两地的购买力差异。
首先,关注和饮食有关的商品,选取肉类、蔬菜和粮食这三类食品。肉类属于高收入弹性的食品。随着收入增加,人们会显著增加肉类消费,代表了从“吃饱”到“吃好”的跃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5》,2024年全国(大陆)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为38.1公斤,但是,这一数据的统计口径是“居民日常购买或者自产自食”的消费量,未纳入居民在外饮食服务中消费的食品量,并且只统计了猪肉、牛肉和羊肉,而台湾农业部门统计的肉类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和家禽肉。
对许多消费者而言,“下馆子”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味的口感和更高端的食材,所以在外饮食服务中消费的食品量同样是生活品质的体现,不可忽视。由于在外饮食消费场景复杂,调查户无法区分各类食材的构成及具体份量,因此难以统计在外饮食服务中消费的食品量。笔者转而从供应端入手去计算人均肉类供给量,因为肉类供给量本身已经涵盖了在居家就餐和外出就餐过程中消耗掉的肉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大陆)肉类产量9663万吨,而这些肉被分为猪肉、牛肉、羊肉和家禽肉四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大陆)累计进口肉类667万吨,累计出口肉类63万吨,这些肉也被分为猪肉、牛肉、羊肉和家禽肉四类,从而与台湾地区的统计口径保持一致。
由此可得,2024年大陆的肉类供给量为10267万吨,按照140828万的总人口计算,大陆人均肉类供给量达到72.90公斤。同年,台湾肉类产量为161.94万吨,肉类出口5400吨,进口54.2万吨,存货变动量4300吨,则肉类供给量为215.18万吨。按照2340万的总人口计算,台湾人均肉类供给量达到91.96公斤。大陆是台湾的近80%。
用同样的算法,我们得出2024年大陆的人均蔬菜供给量为603.2公斤,台湾的人均蔬菜供给量为121.2公斤,大陆是台湾的近5倍;2024年大陆的人均粮食供给量为611.93公斤,台湾的人均粮食供给量为328.75公斤,大陆是台湾的1.86倍。
接下来,在居住、出行和健康方面,选取了一些商品或服务进行分析。居住面积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决定了个人和家庭的居住舒适度、私密性和活动空间。2024年,台湾居民的“每人居住坪数”为14.33坪,约等于47.4平方米,相比2021年的15.57坪已经下降了近8%。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大陆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1.8平方米,达到台湾的88.2%。
汽车属于大件耐用消费品,购车决策高度依赖居民的消费信心、收入水平及购买力。而且,汽车消费不但是购买汽车本身,还涉及燃料费、保费、维修费、停车费、税费等后续支出。只有在收入稳定、生活成本相对可控的情况下,汽车才会逐渐成为日常的代步工具而非奢侈品。因此,汽车消费无疑是生活品质的重要体现。
2023-2025年,大陆汽车总销量从3009.4万辆大幅上升至3440万辆,其中,乘用车总销量也首次突破3000万大关。同期,台湾汽车总销量却从47.7万辆下跌至41.4万辆,这和台湾GDP的突飞猛进形成反差。即便计算人均销量,大陆也高于台湾,甚至大陆的人均乘用车销量还在2025年反超了台湾的人均汽车销量。
医疗资源供给能力也是决定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生病时获得有效治疗的概率越高,居民的健康预期、生命质量和生活安全感才会越强。国际上通常以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疗床位数量、执业医师数量和护士数量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医疗资源供给能力。
根据相关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末,大陆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达到1029.8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23年7.23张增至2024年7.32张;大陆卫生人员总数达到1578.0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508.2万人,注册护士585.5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3.61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4.16人。
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门的统计,截至2024年末,全台医院病床数为170659,按照2340万人口进行计算,每千人口拥有的床位数量为7.29。台湾的“中医师”“西医师”和“牙医师”在专业角色、执业范围和统计意义上基本等价于大陆的执业(助理)医师,这三类从业者的人数总和为79957人,每千人口拥有的执业医师数量3.42人。全台护士及护理人员数量为192146人,每千人拥有的护士数量为8.21人。
总体上看,大陆和台湾在上述商品或服务的人均消费量或人均占有量相差并不大,甚至大陆有多项指标反超台湾,这与大陆和台湾接近1∶3的人均GDP差距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具体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和供给能力,大陆的生活水平是十分接近甚至局部反超台湾的,并没有呈现出人均GDP上的巨大差距。虽然台湾的人均GDP很高,但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实际购买力,说明这其中存在泡沫的成分,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
正因为如此,台湾网民对于民进党当局宣扬的“经济捷报”总是难以感同身受。“几年前一份便当五六十元,现在都要100多元了。”还有网友算了一笔账,称以前1000元够全家用几天,如今一个人两天就花完了。新党前秘书长、知名财经媒体人杨世光担忧,表面的经济繁荣与民众的实际感受并不相符,而台湾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扭曲正在逐步侵蚀实体经济与社会财富分配,其负面影响恐在未来几年内持续放大。
近年来,为了给其对抗大陆的政策增加合法性,民进党会抓住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数字发动认知战和宣传战,以达到矮化大陆的效果。但是,只盯着人均名义GDP来评价是否把民众“照顾得更好”,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无助于民进党大局客观认识大陆的发展进步。
通过持续推进五年计划、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持续加强民生保障和加快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大陆从一穷二白的状态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并带领十四亿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进党当局或许并不清楚这背后的治理难度,也就没有资格嘲笑大陆。当然,再怎么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认知叙事里,也无法扭转历史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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